混沌神帝大家好，今天我给各位讲授的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历程和启示》，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基本特点、形成过程以及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进行梳理。

　　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文化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历程；第三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特点和启示。

　　“制度”的基本功能由“制”和“度”两部分构成。“制”是规范，规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及不能做什么；“度”是标准，是制定不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的依据和规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生产关系中规范性内容的凝聚；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的相互关系的契约。由此可见，规范人的行为是制度的本质特征。

　　人类活动包括物质活动和心灵活动两方面，与之相应，国家制度也包括规范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大部分。文化制度主要规范人的精神活动，由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构成。

　　文化制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包括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两大部分，其中正式文化制度又包括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政策法规。按照领域来划分，正式文化制度大致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和文化市场管理体制等；按照行业分，又可以划分为电影管理体制、戏剧管理体制、网络管理体制等。非正式文化制度主要包括文化风尚、风俗习惯及道德约束。这里特别强调文化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因为人们往往对非正式文化制度不太关注，但其实它在文化制度中非常重要。

　　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由一代代秉承着“士”的精神的知识分子创造和传承的。从孔孟儒学到董仲舒的新儒学，到宋明礼学，再到王阳明心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条主线。这批知识分子为官、为学，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使中华民族的文明精神薪火相传。

　　文化制度事关政权的兴衰，从历史上看，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首先表现为道统的瓦解，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因此恢复道统就成为王朝更替后十分紧迫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古人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谋臣陆贾的一段对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陆贾是汉高祖刘邦非常器重的一个谋士，以敢于直言著称，他在汉朝建立后经常跟刘邦提起要以《诗》《书》来治理国家。但刘邦听了很不高兴，斥责陆贾说，我是在马上得的天下，跟《诗》《书》有什么关系？陆贾反驳，能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把天下治理好吗？古代贤君汤王和武王都是在本不应该当上国君时由于各种机缘当上国君的，在不利的情况下，他们顺应法则治理国家，即“顺守之”。“顺守”的要诀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这是治理国家的长治之道。假如秦朝当年统治天下能够按照“顺守”的思路，按照汤、武古代贤君的做法，陛下还会有做国君的机会吗？刘邦听了之后很恼怒，因为陆贾当面反驳了自己，但“有惭色”是要点，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有反省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制度中非正式文化制度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和作用。当代也是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非正式文化制度。我们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说明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都非常重要。

　　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艺术供养人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艺术理事会制度等正式的文化制度对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孔子开创的私学制度，隋朝的科举制度，也对文化包括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好的文化制度能激发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繁荣。

　　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了崭新的文化制度。尽管那时延安的生活环境恶劣，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仍纷纷奔赴延安。究其原因，一是知识分子们充满热情、意气风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二是中国人制定了能激发知识分子热情的好的文化制度。虽然条件艰苦，但在延安文化制度优势的孕育下也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文化艺术作品，比如《黄河大合唱》。

　　1935年，22岁的光未然在武汉组织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拓荒剧团，期间和这支年轻队伍一道转战抗日烽火的前线、敌后，两渡黄河。后来他意外负伤，被送到延安接受治疗。他的好友，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下称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去看望他。光未然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冼星海听，在冼星海的鼓励下，他将对黄河、对船夫号子的感受写成了一首诗，就是《黄河颂》。一次，光未然朗诵《黄河颂》，刚好听众中就有冼星海，他听到这首诗非常振奋，决心一定要把它谱成曲子。冼星海学的是指挥、音乐和作曲，他曾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过，后来又留法六年，1938年到了延安，很有艺术底蕴，于是用六天时间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

　　《黄河大合唱》表现了经历种种苦难、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混声合唱多种表现形式，由序曲、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等多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相对独立、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征。

　　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大礼堂试演，由冼星海指挥，40多位艺术青年演唱。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两三把小提琴和十来件民族乐器，没有低音弦乐器怎么办？用煤油桶改制。打击乐器的效果则是靠把勺子放在搪瓷缸里猛烈摇晃演奏出来。同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黄河大合唱》演出。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歌声铿锵有力，如山呼海啸、气势磅礴。同志听过之后连声称赞：“好！好！好！”

　　即使延安时期条件艰苦，也诞生了堪称经典的艺术作品，足见好的艺术制度对人创作热情的激发作用。

　　传统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管理非主流文化的制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排斥大众文化，无论中外，统治者都对戏曲、说唱文学等大众文艺采取限制、排斥的态度；二是通过文化审查限制非主流文化和“异端”文化。

　　比如秦始皇严禁私学，要求以吏为诗，制造了焚书坑儒。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对图书进行严格管控，并销毁了各种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典籍。明代为应对戏曲繁荣设立了官府衙门教坊司，它的功能主要是对戏曲进行严格管控。

　　西方也是如此。随着十五世纪中叶西方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民间私自印刷宗教书籍和市井小说的现象愈发普遍，使教会感到恐慌。1545年至1563年间，天主教在意大利特兰托举行的宗教会议，初次开列禁止教徒阅读的“目录”。1662年，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马萨诸塞议会通过了西方第一个新闻出版法，规定出版物要经审批、发给许可证后才能出版。

　　随着社会的进步，近现代逐步建立了以维护个人权力为基础的文化管理制度，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维护个人言论和出版自由。第二，建立了新型的内容审查制度，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主要通过代表行业和民间利益的第三部分的文化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二是对一些稀缺的文化资源，如广播电视的频道等实行新政许可制度（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在西方国家开始走向商业化）；三是实行电影分级制度，根据电影内容不同对各个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分级管理。第三，建立政府资助的公共文化艺术制度。早些时候，西方国家政府对文化和艺术没有具体支持意见，更多的是不闻不问甚至加以排斥。比如十八世纪，英国伦敦就出台了一项限制剧院数量的措施，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欣赏戏剧是腐蚀民族的恶习。二十世纪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专门支持艺术的基金组织，比如英国的国家艺术理事会，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作为国家文化的行政组织受国家间接领导；二是负责国家文化基金的分配；三是由社会各界名人组成，成员以文化领域的玩家和学者为主。1958年，法国设立政府直属部门文化部，又称文化和通讯部，其职能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制定文化政策和法规；编制年度文化预算并上报议会审批；管理和使用文化经费；保护文化遗产；领导和管理国家重点文化设施、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促进艺术创作和文化合作与交流。

　　从艺术基金理事会到文化部，西方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国家角度的文化制度的建构过程。现在西方国家的文化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理事会制度或文化部制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