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入秦被害据伊朗媒体及国际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2日，德黑兰市中心多个区域遭到空袭打击，位于市中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戈勒斯坦宫（Golestan Palace）因附近爆炸产生的碎片和冲击波而受损。伊朗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官员视察现场的照片，确认了这一损失。

　　据相关可靠媒体报道，戈勒斯坦宫博物馆中的可移动文物，包括部分博物馆展品，在袭击前已被转移至受保护的储存设施，目前保存完好。然而，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本体，未能逃过此劫。

　　从多家媒体发布的现场画面可见，戈勒斯坦宫最具代表性的镜厅和大理石厅受损严重。大厅内天花板碎裂，精美的石膏浮雕和彩绘装饰大面积脱落；水晶灯坠落，在地面碎成残骸；玻璃门与窗户的残骸散落一地。冲击波导致窗框碎裂、木门破裂、镜面装饰大面积崩落。虽然主体建筑结构尚未报告有垮塌风险，但这些承载着19世纪波斯工艺与西方建筑风格融合之美的装饰细节，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目前，有关方面仍在对该遗址的结构损害和文物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戈勒斯坦宫（又译古列斯坦宫，字面意思为“有花的宫殿”）位于德黑兰历史核心区，靠近德黑兰大巴扎，是德黑兰最负盛名的古迹，也是伊朗首都的第一项世界遗产。2013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描述中称，戈勒斯坦宫是恺加时代的杰作，体现了“早期波斯工艺和建筑与西方影响的成功融合”。其内部以华丽的装饰闻名，许多游客称其为“伊朗最美的宫殿”。

　　戈勒斯坦宫的受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3月2日当天即发表声明，强调世界文化遗产受国际法保护，特别是《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1954年）及其“增强保护机制”，以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已向所有相关方传达了世界遗产地和具有国家意义遗址的地理坐标，以避免潜在的损害。

　　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在战时保护上的巨大差异。早在2025年6月伊以冲突升级时，伊朗即建立全国博物馆与世界遗产应急关闭、文物转移机制；此次袭击前已再次启动，将可移动文物提前转移。此次戈勒斯坦宫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得以保全，正是这一预防性措施的成功体现。然而，宫殿建筑本身——窗框、木门、镜面装饰、天花板等——无法“转移”，只能暴露在战火威胁之下。

　　针对此次戈勒斯坦宫的受损事件，3月4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邀请他从专业角度进行深度解读。

　　詹长法表示：戈勒斯坦宫的受损再次警示我们，在不可抗力面前，文化遗产是何等脆弱。然而，人类并非无能为力，通过预防性保护、数字化建档、国际合作以及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守护这些不可再生的文明印记。呵护文物就是呵护文明的根脉，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封面新闻：从目前公开的现场照片来看，戈勒斯坦宫的镜厅、大理石厅受损严重，天花板碎裂，水晶灯坠落。根据您的判断，这次受损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如何？

　　詹长法：这个问题要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来考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建立在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预防性保护，以及为全人类利益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则之上。1954年《海牙公约》和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核心精神，就是必须在和平时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或减轻武装冲突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从性质上讲，如果对遗产的“普遍价值”造成破坏，从国际社会关切的角度看，都属于重大事件。我们看到的天花板坍塌、镜厅和大理石厅装饰受损，实际上意味着最高级别的损伤。

　　从《威尼斯宪章》对真实性的强调来看，这是对承载历史信息的原始材料和构造造成了永久性丧失。这种致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体系的损伤，威胁到建筑物的整体存留，是颠覆性破坏；二是原始装饰构件工艺的损毁，像镜面镶嵌、石膏浮雕、彩绘天花板等，这些建筑艺术风格、时代技术和文化融合的直接物质见证也丧失了，是不可逆的信息丢失。

　　从法律意义上讲，这已经伤到了受保护遗产的最致命部分——结构和工艺。即便现在去修复，再修复也不是历史上人类创造的那些价值了，这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失。

　　封面新闻：此次事件凸显了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在战时保护上的巨大差异。对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人类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从您倡导的“预防性保护”理念来看，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

　　詹长法：通行的策略和措施，基本上都是按照《海牙公约》这个体系来建立的。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是识别和标识。在和平时期为文化遗产地设立“蓝盾标志”——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统一标准，告诫人们这是人类遗产，受保护，不能随意触碰。第二是物理防护与加固。对建筑物脆弱的部分——像窗户、雕塑——进行防护处理，比如加防护罩、堆沙袋，以减缓战争造成的破坏。第三是制定应急预案，包括人员疏散、应急抢救流程、应急物资储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意大利相关机构承担国际应急抢救职能，被称作“文化蓝盔”，能在战争发生时到达现场进行抢救性活动。第四是将保护条款纳入军事规则，对武装人员进行教育，要求其在军事行动中识别并保护文化遗产。第五是风险评估和预判。按照国际惯例，根据战争的极端风险制定专项预案。第六是储备关键材料和培训技能。准备特定的木材、砖瓦等关键材料，培养掌握传统工艺的专业人员，以便在战争发生后能及时进行抢修。第七是建立安全状况的基线数据。这是国际公约要求的，建立一个安全状况的基线数据，即便发生损毁，也便于做对比。巴黎圣母院火灾后能顺利启动重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完成的详细结构勘察和数字化建模。

　　封面新闻：您多次谈及文化遗产数字化，提出“为文物做CT扫描”“建立数字备份”等理念。如果戈勒斯坦宫在受损前已完成高精度数字建档，对未来的修复工作将有多大帮助？

　　詹长法：对，尤其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把它的数据都详详细细留存下来——不仅仅是扫描，还包括照片、绘图等——所有这些手段都是科学的。将来由于战争、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损失时，这些数字化信息留存对遗产的后续保护能起到极大作用。

　　另外，文化遗产的传播，数字化也非常重要。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参观戈勒斯坦宫，如果数字化，它的普及度就是超万倍的，模拟复原、信息传播的量级非常大。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块定义为“数字档案”，把它作为文化资产，纳入应急体系中，就是为了预防不测。

　　封面新闻：您参与过柬埔寨吴哥窟、尼泊尔九层楼、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国际合作项目。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重大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詹长法：我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时，参与过几个比较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工作。比如柬埔寨吴哥窟，中国政府已经援助二三十年了；还有尼泊尔地震受损的九层楼、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古城。

　　这里面涉及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能不能把真实的历史信息真实地记录下来、采集下来？三维数据和传统测绘数据差别很大。我们现在传承的是物理本体，但通过数据的传承，实际上加大了传承的深度和意义。将来即便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有真实的科学数据留存，这些遗产，尤其是数字遗产，还能够长久留存。

　　除了物理形态，还有很多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文化的关联性，哪怕是数字化的东西仍然可以研究。数字化沉浸式体验，虽然是虚拟的，但人的感受和真实是一模一样的。

　　封面新闻：AI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表现惊艳。您整体评价一下，AI对于这个专业领域的效果是否越来越突出？具体到这次受损事件上，它能发挥什么作用？

　　詹长法：这个了不得！我在意大利留过学，意大利的案例，比如庞贝古城遗址，火山爆发后古罗马时期的壁画成了碎片，后来通过AI技术把它们拼接起来。中国的案例，三星堆发掘的青铜器、神树，残断得不成样子，现在也是通过AI技术拼接；兵马俑发掘出的碎片，通过AI识别断裂面特征进行拼对，速度要快得多，正确率也高得多。

　　詹长法：这里涉及伦理问题。AI把人类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但它的定位应该是成为人们的辅助工具和第二双手、第二个大脑，是为了增加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

　　意大利在做庞贝壁画修复时，已经通过机器人做辨识和拼对。但这里面有一个伦理问题：古代艺术作品是人类创造绘制出来的，你可以提供服务，但不能代替我们。需要人类专家来规范它的动作，实际上是增强人类的能力，而不能取代人类的判断。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人依然要有主体性，你来掌握整体的走向和价值观。因为AI涉及的是综合性问题，包括历史、艺术、伦理、价值，如果全靠它来判断，我们还真的有很多担心。

　　封面新闻：戈勒斯坦宫这次天花板坍塌、木门损毁。从纯技术角度讲，修复的难度大吗？

　　詹长法：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之前有数字化、信息化的处理，那就会容易一些，因为有参照的依据。今天工匠的能力很强，但历史上那些镶嵌、雕塑，你现在做的并不是历史上那个时期人创作的艺术作品。如果有数字化依据，速度和原真性都能够更好地实现。

　　但有一点我们得回归到最原始的层面：历史艺术作品都不是机械化的，也不是标准化的，那是人的手工和大脑思想共同的结晶。你就是在模仿，也达不到原真的效果。只能说如果有数据，尽可能稍微靠近原状。

　　詹长法：据我了解，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跟伊朗有介入，参与过保护修复工作。其中做数字化，有相当部分的世界文化遗产数据都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具体到哪一步，因为事情刚发生，有可能查得到。

　　但也有一个担心：早期采集的数字，或许没有那么标准和规范。这是当前数字化的难题——没有标准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规定，每次做信息化流程都要在国际组织备案，说白了就是要备份。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有相当部分——最起码早期的数据是有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