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广美男人装没有在这种场合讲过这个话题，坦率地说我也没有足够的资格讲这个话题。今天面对诸位，打个比方说，就像唱歌的，有会唱的，有敢唱的，还有乱唱的，我今天是来学唱的，鹦鹉学舌。我向各位报告的很多观点都是有依据有来源的，可能是这位先生的，也可能是那位先生的，我试着给串起来讲一讲,“述而不作”。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我始终自认自己是“鲁（迅）派”。就我个人所学，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是整体否定的，但他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湛的研究，在他个人生活（写作、治学、交游等）的许多方面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趣味。这似乎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恰恰体现了我们这个文化的时代境遇。站在“鲁派”的立场上，我对时下种种以“复兴国学”为口号的这“宣言”那“倡议”、儿童读经、穿汉服等现象都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皈依佛门或信仰其他宗教的现象除外，我认为那是信仰问题）。我觉得在所有这些现象的后面，都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往往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争夺对当代中国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的发言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我没有注意过所谓“传统文化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应该说20年前“文化热”就已经出现了。1987年我上大学的前后，文学界似乎走在文化界的前面，顺着“反思文学”下来的“寻根文学”事实上反映了文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反思。当年李泽厚的“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最流行，今天看去更像是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研究。极端一点的如刘晓波提出要张扬个体的感性生命力，他从“审美与人的解放”的角度反思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失去了生命力，在现实生活中也失去了吸引力。还有著名的《》。今天来看，二十年前形形色色的所谓“文化热”，并没有真正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各种关系的可能性，却在很大程度上由反思传统文化转向了对“五四”传统和精神的批判。像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开篇就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五四”开启了中国的一个启蒙时代，但短暂的启蒙时代被救亡的需求打断了；与此同时，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却逐渐形成了所谓“整体性反传统”的传统，彻底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必否认“启蒙与救亡”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或矛盾。胡适就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他说爱国就要知道传统，但是救亡就不得不反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描述他们当时所处境遇的尴尬之处。但启蒙并不必然被救亡所打断，救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启蒙。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建设来说，启蒙的任务依然很重要。尤其是中国有所谓五千年的文明，你要想把这个五千年的文明搞清楚，弄明白哪些东西是有利于今天的建设和明天的发展的，哪些东西是应该抛弃的，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界发生过多种争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全盘西化的争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等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曾卷入这些争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不妨认为这些争论的主要目的，是要给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寻找一个新的定位。

　　我始终认为那个时代所有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间，鲁迅先生的深度是不可替代的。他所做的一切，简单来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重构和反思性建设。他希望为新的中国带来新的文化，用新的文化铸造新的国民。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和思想似乎正逐渐被放逐到我们社会的主流视野之外了。

　　我们马上就要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随后还会遇到一个敏感的话题所谓“六四风波”二十年。很多人这些年来一直试图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反思风波发生的原因。二十年前我的老师王一川先生发表了一篇后来给他带来一些不方便的文章《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红高粱〉与中国意识形态氛围》（《当代电影》1990年第一期），他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擅长的文化批判的策略，分析了1989年6月以前（这是按照他自己的题记的表述）中国的意识形态氛围，简单地说就是“茫然失措”。我觉得茫然失措这个词非常形象，就是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要往哪里去，完全无从选择。他说这种无从选择的境遇根本上是由“双重信念解构”造成的。解构这个词化用的是后结构主义术语，就是解体、衰微的意思。那么“双重信念解构”是什么呢？“一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念正在解构；二是在东西方与资本主义两大世界对比中，人们对的信念正在解构。”“克服这种境遇的一条必由之路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性精神，寻求关于中国文化、的新的信念重构”。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个分析模式，第一个解构从晚清至今持续一百多年了，第二个解构坦率地说至少从“文革”就开始了，那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大悲剧。百年以来，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中西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别开生面，建构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先进文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研究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使信心和信念问题得到真实的解决，为实现“中国文化、的新的信念重构”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我关注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