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新说潘建雷，男，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是困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文章以孔子的际遇为线索，回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国初期与当代等四个时期，中国社会对以孔子及其学说为核心要素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持续下降及其在当代复兴的深层原因，认为百年期间中国试图在欧美主导的“世界列国秩序”中寻求自身文化是一个无出路的“伪命题”。面对全球化的基本大势，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更生之变”，其根本价值是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要素，创造一种中国文化主导的世界新文化。

　　最近10年，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百年未有的“传统文化热”，汉服（唐装）热、私塾热、古典文本的大众传媒讲解热、《孔子》电影等事件或活动此起彼伏。2011年1月10日，广场一尊巨型的孔子像赫然树立，成为这一系列社会事件的高潮。这一举动既令海内外舆论哗然。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中国社会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表现。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这一问题是困扰中国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期间的讨论与思考从未中断，抱残守缺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继往开来者有之，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不同时期，社会的主流态度常常相去甚远，充满了困惑与迷茫。这篇文章试图以孔子的百年际遇为线索，简要回顾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主流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思传统文化在弃旧立新的建设思路下的遭遇及其具体原因，并就当代传统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建设思路的转变，以及传统文化真正的现代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涉及主题阐述之前，作者认为，要正确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历程问题，必须就两个基础的问题做清晰的说明：一是何为文化和文化大国，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何以成为一个难题。

　　首先说“文”。《论语?子罕》有云：“文王既末，文不在兹乎？”朱子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也”。 这一注释叹为观止。所谓“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个人修养成就德性之道，二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世相处之道。用古人的话说，前为“内圣”，后为“外王”，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至于“道之显者”又显在何处？首先是民众尊崇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其次是制度与法律，最后是承载文化理念的产业、产品等物化形态，其中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是一切文化要素的生命之源。

　　进而，所谓文化大国，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是能向世界呈现自己令人信服的自然观与人文观，既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关系，更能保持人世醇厚的民风民德，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都能按照规则运行。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文化大国的生命力在于，它主张的道理能为人们所推崇，塑造并沉淀为个人人格，影响到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浸透到每个人心之中，成为行动的原则并知道行动的限度，知道“止进”之度。

　　其次说“化”。自然与人世的道理，不能停留在经典文本之上或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之中，它要化育到人心之中，蔚然成风。正如上文所言，文化的真正生命力是沉淀为人格。一个人，是在日常生活点滴的待人接物中，在周遭师长的教导中，学习为人处世的规范，习得刚毅而又温良的人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用来形容人文教化最合适不过。所以，教育是文化维持生命力的根本，真正的文化必然是对国民人格至广至大、至厚至深的陶冶。孔子一生的学问与经历，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诲也正在于，教育为人世第一大要务。

　　任何一个社会要让人与自然、人与人保持良好的秩序，就必须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中国形成了一套以独特的文化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或者说“文化体”，其稳定性、成熟性与生命力，为其他古文明所不及。大体而言，在1840年被迫开埠之前，中华文明经历了以秦汉为界的两个阶段：内部融合形成以商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阶段；同化吸收周边文明形成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圈阶段。前后相继发展绵延5000年之久，今日中国即脱胎于后一阶段。

　　就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体制而言，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君主政治（政治）、家族治理（社会组织）、农副生产（经济）与伦理礼教（文化）。这四个要素是一种相互嵌套、相互支持的关系，其中作为文化要素的伦理礼教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心理纽带”与精神原则。然而，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的挑战，终结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文化阶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旧中国”被迫突然进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华文化体”不得不转变为世界列国时代的中国，自此中华文明的第三期开始。而且，较之西方世界的列国局面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1000多年蜕变自然形成而言，中国是因外力压迫，猝然降格为世界列国的一员。 加之满清一代“以部族政权入踞中国，窒源堵流，使中华文化渐成死水” ，专制化的君主政治、家族治理、农副生产与僵化的礼教纲常构成的旧社会体制，仓促之间，根本无力应对新的挑战，不能化解“旧中国”进入世界新秩序之后遭遇的全面困局。

　　危机必然求变，然变未必能通。晚清中国有三大运动，自强、变法与革命。 然终究因积重难返的体制、满清的小集团利益与世界局势的变动等缘故，走上政治体制革命的道路。100年前，满清末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终结了政统定于皇帝一尊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最重要一端。

　　问题在于，政治革命真创造了新中国，造就了新气象吗？古老文明大国的全面转型，是一次从心理人格、社会结构到国体政制的彻底总体的转变，本不是一朝一夕水到渠成之事。中国从中原文化阶段走向中华文明圈阶段，尚且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乱局，更何况是列强环伺的新转型。其实，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恰恰陷入了更大的乱象与迷茫，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的反复变动、地方政治的混乱与社会生活的无序化，让人不明所以。 一时之间，革命人士与反革命人士，新知识分子与传统上士大夫，面对这以往的社会与政治理想无法解决的绝境，都充满了不满与困惑。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吕纬甫乃至鲁迅本人的消沉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直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石破天惊”之势倡导新文化运动，开启时代的大辩论：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继续文化革命与全盘西化，还是发扬古训拯救世道人心，是在传统要素中塑造新中国，还是在世界秩序中确立新中国？这一争论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百年际遇的序幕，也肇始了国人全面反思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历程，同时更是百年“文化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