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亨俊整容昨日，南都记者报道，用虚假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即可轻松通过三家平台的身份证明审核、医疗证明审核，对外发起筹款求助。网络募捐的低门槛让诈捐分子有机可乘。

　　与此同时，南都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筹款产品外，这些公司也提供类似“互助基金”和联合保险产品。比如水滴筹公司的“水滴互助”、“水滴保”等。他们做竞价广告，进行常规营销，一方面借助用户的社交网络增加品牌知名度，积极获客，最终实现用户+商业保险的变现。

　　所谓互联网筹款机构，并非单纯的公益组织。在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公益，一边是生意。

　　互联网募捐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在微信、微博等互联网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个人求助筹款的信息。相较传统慈善机构，新兴互联网筹款平台申请门槛低，在线操作方便，而且支持资金发放至个人账户，对捐赠者和申请者同时都具有吸引力。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百度、360、搜狗等搜索平台上，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互助平台都上线了竞价广告。在广告公示页面，普遍显示“筹款额高、1对1指导、极速到账”，而且主动为筹款者安排1对1筹款顾问，手把手教病患筹到更多医疗费。而且，这些平台多表示，大病筹款工具为“0手续费筹款”，平台自身并不从筹款中收取费用。甚至有平台创始人对外承诺“5年内不盈利”。

　　一方面是卖力的营销，一方面是不盈利的“公益精神”。那么，这些筹款平台真的是赔本儿赚吆喝么？互联网筹款平台背后的商业逻辑如何呢？

　　从企业工商信息公示网站可见，三家代表性的大病募捐平台均在初级融资阶段。去年8月，水滴筹所属公司“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获融资1.6亿，腾讯、蓝驰创投等联合领投，创新工场、高榕资本、IDG资本等跟投，在融资额上遥遥领先于另外2家。

　　不过，三家平台都拥有相似的产品结构和商业逻辑。尤其是水滴筹和轻松筹两家，今年4月一度传出合并传闻。以产品结构为例，三家平台既有免费筹款工具，如“XX筹”系列，也有会员制的付费互助型产品，比如“水滴互助”、“轻松互助”；此外还联合国内知名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险或健康险，如水滴保、轻松e保。

　　个人免费筹款工具+付费互助计划+健康保险或服务等三款产品成为此类募款平台的支柱性产品。此外，在各筹款APP上也可以看到关于健康体检、基因检测等广告展示。

　　除了无偿的筹款工具外，众多盈利渠道给了资本足够的想象空间。而这些互联网筹款平台并非全然的无偿慈善，可以说“既是公益，也是生意”。

　　除了个人自发筹款引发的“诈捐”争议外，筹款平台的另外一款产品“会员互助计划”也曾被质疑变相经营保险业。

　　这种业务的经营方式是，平台设置某个大病项目，众人通过缴纳会费(即互助金)参与其中抱团抵御风险。会员如果不幸患病或遭遇意外，可按照“一人患病、众人均摊”的规则，获取补助金，而其他会员则相应扣款。

　　以水滴互助中的“中青年抗癌计划”为例，用户投入9元即可成为互助社群的会员，涵盖胃癌、肝癌等多种癌症。经过一定的观察期后，若有会员确诊患癌或协议约定内的重大疾病，可提出互助金申请，审核通过后可获得最高30万元的互助金。

　　依照互助型产品的会员参与规则，会员账户余额归本人所有，发生互助事件时，平台会自动扣除相应金额。不过，如果账户余额低于平台规定最低限额，用户则自动失去保障。这意味着，用户需不断充值才能保证参与性。相比“先看病，后报销”的保险，这种互助型产品门槛低、缴费少，更能吸引参与者。而持续的充值提醒，也给用户带来“保险”的错觉。

　　其实，早在2016年，中国保监会在答记者问中就曾明确指出互联网互助计划与保险经营原理不同，并且提示“互助计划等业务模式存在不可持续性，经营主体没有纳入监管，相关承诺履行和资金安全难以有效保障”等风险。监管部门的表态为互联网互助产品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目前各互助型产品的页面上都有明确文字标注，如“互助社群是会员间的互助组织，会员不能预期获得刚性赔付”。

　　水滴互助特意提及，互助是一种单向的赠与，并非保险费，尽管存在会员公约等约束机制，但并不能预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

　　今年4月19日，水滴互助发布最新资金公示。截至今年3月31日，水滴互助旗下互助金超过3亿人民币。这一资金池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仅3月一个月，就有超过7558万元的新增互助金。与此同时，轻松互助也在官网对外发布，会员数突破千万，互助金存量超1亿。

　　互助金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资金池，而相关公示与监管却不够透明。巨量的资金面临的却是微妙的监管与公示体系。两大平台互助型产品中，会员支付的互助金为预收费模式，目前都对外表示托管在第三方慈善基金会的名下。

　　水滴互助曾与第三方机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将用户缴纳的互助金付之托管。不过水滴互助官方公告显示，因“双方在用户获捐方式上未达成一致”，从2016年8月起，二者合作已终止。2016年9月至今，水滴互助的互助金都交给某商业银行托管，而设立账户为“北京水滴汇聚公益基金会”。而该基金会的法人齐雪同样是水滴互助所属母公司的公司董事。

　　与此同时，青岛众绘爱心慈善基金会、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的法人也分别是各自托管产品母公司的董事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3月23日成立，2016年4月，轻松互助平台上线。

　　此外，互助项目的真实性也是用户关心的重要问题。两家互助平台都提及，除平台审核外，平台还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项目审核，包括面访会员、亲友走访、排查医保、商业保险确保无异常记录等。在获得救助的公示项目中，这些第三方公司会把调查结果形成《调查报告》，在一定时间里公示。轻松互助平台显示，这一调查过程需向平台提前缴纳3000元调查费。

　　巨量的资金是否有安全保障？互助金如何保障完全用于真实的互助事件？互助平台是否应该像传统慈善组织一样接受监督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说，水滴互助、轻松互助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将民间互助呈现在大众视野之下。互联网的一个特点是便捷性，同时也具有蔓延性，扩张飞快。他认为，互助行为因聚焦疾病、事故互助类似于保险业务，与非法集资、非法保险业务仅有一线之隔。因此，这种网络互助应当纳入国家监管之中。

　　目前，依据国家保监会相关规定，“互联网企业未取得业务资质而依托互联网开展保险业务，不法机构和人员通过互联网以保险名义非法集资”等问题将被严查。然而，此类监管只是查处非法行为的初级监管形态。周浩认为，未来还应出台国家层面的监管规范，规范平台募集资金的监管制度，资金去向，资金用途等。

　　日前，有媒体实测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三大网络募捐平台，发现用假资料也能发起筹款并提现。网络筹款平台对募捐活动有多大的监管责任？

　　张华峰称，1996级四班是他感情最深的一个班，那是他第一次担任班主任，从初一带到初三。“我那时候比较要强，对同学们要求特别严，现在想想有些后悔。”

　　如果杨美芹没有通过网络募捐筹来3.5万余元善款，这个农村家庭可能与多数眼癌患者陷入一样的困境。但她并未想到，原以为向外求助会给女儿带来求生希望，却将整个家庭拖进了疑似诈骗等多重舆论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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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筹款产品外，这些公司也提供类似“互助基金”和联合保险产品。他们做竞价广告，进行常规营销，一方面借助用户的社交网络增加品牌知名度，积极获客，最终实现用户+商业保险的变现。